命与生死问题是人生哲学的重要问题。先秦诸子对命都非常关注，庄子亦然。而关于生死问题，则尤为庄子所重视，因为它是庄子人生哲学不可或缺的部分。简而言之，庄子对命与生死均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。庄子所以要对命与生死抱有这种态度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保守个体精神的自由、自在与心性的宁静和淡泊，而庄子把精神的自由、自在与心性的宁静和淡泊看得比其他任何一切都更为重要。
1．人生之困境：时与命

    命，是决定人生贵贱福祸的、带有必然性与神秘色彩的某种异己力量。作为一种人力所不能左右的自然力量，命亦称做天命。在中国，天命观念早在夏、商时代已很流行，见诸史籍的亦有不少，如：“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”（《尚书•汤誓》）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（《诗经•商颂•玄鸟》）这里就把夏灭商兴说成是由天命决定的。周代亦接受了这一观点：“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。”（《尚书•康诰》）“丕显文武，皇天弘厌厥德，配戎有周，膺受大命。”（《毛公鼎》）这里将商灭周兴也说成是受天命支配的。但周人在天命观上也有发展，即认为天命并非固定不变，亦即所谓“天命靡常”（《诗经•大雅•文王》）。若“不敬厥德，乃早坠厥命。”（《尚书•召诰》）只有敬德保民，才能“受天永年”。（《尚书•召诰》）这就是所谓的以德配天的思想。
     孔子基本上承袭了周人的观点。孔子讲：“君子有三畏：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（《论语•季氏》）又讲自己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（《论语•为政》）对于命，孔子基本上持一种无可奈何的观点，如其说：“道之将行也与，命也；道之将废也与，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”（《论语•宪问》）既然命是人力所不能抗拒的，所以，孔子认为，人应该认知命、懂得命，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。” （《论语•尧曰》）孟子不仅有顺命的思想，也有正命、立命的思想。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（《孟子•万章上》）“存其心，养其性，所以事天也；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（《孟子•尽心上》）认为人应当顺从天命，但又不能消极地等待天命的安排，而应当积极进取，有所作为。
    庄子对于命的认识，与孔孟有同亦有异。庄子对于命，基本上也采取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。“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”（《德充符》）万物皆禀受天命而生，尧舜受命而生，正像松柏受命而生一样，但尧舜之正与松柏之正，却又是别有原因的，这里既有天命的原因，也有其自身的原因。但无论怎样，命之为命，往往是人力所不能左右的。
    子舆与子桑为友，子桑甚贫，遭十日不歇之雨，有几死之危险，子舆裹饭前去探望，子桑正鼓琴而歌，歌中似有悲怨之声。子桑与子舆都是得道之人，所以子舆问子桑何以如此怨天尤人。子桑回答，自己不是在怨天，而是在感叹自己的命运。父母难道要我如此贫困吗？天地无私，天地难道单单要我如此贫困吗？然而我竟贫困以至如此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命。
     命，作为一种必然的异己的力量，庄子认为人是无法违抗的。“子之爱亲，命也，不可解于心；臣之事君，义也，无适而非君也，无所逃于天地之间。”（《人间世》）子之爱亲，亦是命；臣之事君，亦是义。反过来说也是一样，“父母于子，东南西北，惟命是从。”（《大宗师》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，不仅是一种亲情关系，也是一种命的关系，是冥冥之中一种命定的关系。“游于羿之彀中，中央者，中地也，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”（《德充符》）羿是百发百中的射手，有鸟进入羿的射程之内，而且正是当中的地方，那是肯定要被射中的地方，却没有被射中，那就是所谓的命。

    在庄子哲学中，还有一个和命时时关联范畴：时。如果说，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、异己的、必然的力量与趋势，那么，时则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特定的社会发展状态，亦即所谓的时局、时势。命对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，时对人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和作用。“当尧、舜而天下无穷人，非知得也；当桀、纣而天下无通人，非知失也。时势适然。”（《秋水》）所以说，“贵贱有时，未可以为常也。”（《秋水》）
时、命既然是人力所不能抗御的，所以人应当以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来对待时、命。“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德之至也。”（《人间世》）人既然无法、亦无力抗拒命运的安排，那就只能以一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来听命于命运的摆布。庄子认为这样一种对待命运的态度，正是精神修养达到极致的表现。申徒嘉是一位断了脚的人，与郑国执政大夫子产同时师事于当时的得道高人伯昏无人。子产很看不起申徒嘉，不愿和他同坐同行。“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‘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’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‘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，子齐执政乎？’”（《德充符》）申徒嘉辩解道：“先生之门，固有执政焉如此哉？”子产更进一步说：“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。计子之德，不足以自反邪？” 申徒嘉回答说：